安德里·赛尔班：表演的震撼力，不容错过的艺术狂潮！
在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求学时，罗马尼亚裔的表演教授安德烈·谢尔班就是一个传奇。他深受表演系学生爱戴，获教授们称赞，拥有终身教职，地位稳固，在系里似乎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尽管如此，他近日还是辞职了，原因就是校方推行跨性别包容和教职员身份多样性政策。
在接受罗马尼亚电视节目《专业人士》采访时，谢尔班详述了他离职的两大原因。作为招聘委员会负责人，艺术学院院长告诉他，要依据候选人的身份背景来聘用，而不是选他认为最适合岗位的人。这不是暗示或者潜台词，而是直截了当的指示：
“艺术学院院长跟我们说，系里白人教授太多了，男性教授太多了，异性恋太多了，最好我们能聘一位有色人种女教授，如果她是同性恋就更好了，如果是男性教授，那最好是波多黎各裔或其他有色人种。”
对一位在冷战期间从铁幕另一边来到纽约、在自由和自我表达主导艺术界中创作的人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谢尔班知道，以身份背景而非技能、表演或专业资历来定义教授资格的念头，对艺术教育是次背叛。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要求学生们花钱去接受这样的教育——教授凭借更多的是肤色和性取向，而非教授艺术的能力？他说，这种前景让他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共产主义时代”。
谢尔班的艺术审美也受到质疑，原因是他拒绝录取一位男性跨性别申请者——这位申请者试镜时表演了莎士比亚经典剧中朱丽叶的独白。虽说在莎士比亚剧中玩性别转换由来已久，但谢尔班无法把这位演员看作朱丽叶：
“在朱丽叶的独白中，朱丽叶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是纯洁的化身；要我相信这个变成女孩的男孩能成为朱丽叶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他说我不在乎，但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成为朱丽叶……我无法相信，我无法相信他能成为朱丽叶，我也无法相信如果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我能和这个变成女孩的男孩一起，把朱丽叶的角色演上三年，我不能，如果我那样做了，我会对自己不诚实。我递交了辞呈，离开了。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所有学生都流下了眼泪，这是我教了两年之久的学生。”
表演不是一种平均主义的事业。选角建立在导演相信某个演员能真正诠释角色的基础上。如果选错了，观众也不会相信。一出戏的成功取决于好的选角。演员需要严谨和自律，不能只想自己、自己的愿望和需求，而是要把角色的思考放在第一位。这就是谢尔班教授的方法派表演的真谛，而方法派为我们培养了许多最优秀的表演人才，从马龙·白兰度到伊丽莎白·泰勒，再到艾弗里·布鲁克斯。
学生们爱他。和谢尔班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他对学生和专业人士的要求都极高。谢尔班是典型的严格派，一位要求严格、苛求学生做到最好、并且尽可能逼他们进步的教授。正是这种手把手的指导风格——不带感情和怜悯的真诚批评——让学生们在艺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任何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会想要更低的标准吗？如果艺术值得付出，那就值得付出一切——包括自我和身份。这就是谢尔班和他那一代艺术教授们明白的道理。创作好戏剧需要艺术家付出一切。感受并不重要，最好留在舞台幕后。
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左倾大学，这并非什么秘密，而艺术学院可能是这所常春藤围墙内最“觉醒”的学院。即便在戏剧艺术中，异端政治观点是常态，但把身份认同凌驾于创作好作品之上，将导致艺术学院本身乃至戏剧艺术表达的衰落。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学到了当代艺术家需要保持在自己的圈子里，只创作与自己个人经历相关的作品。我学到了白人女性的共谋问题，以及“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的问题。但在这里，我也学到了如何尽自己最大努力推动自己的作品，不顾及自己或他人的感受。作品才是最重要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如果要教授艺术，就需要像安德烈·谢尔班这样的教授，他们与那种荒谬的观点作斗争——那种观点认为在排练厅里，没有什么比创作出最诚实的、最真实的、最有同理心的作品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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