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已备好开战，美国敢接招吗？
2001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与西班牙时任首相阿斯纳尔进行私下会晤。阿斯纳尔回忆道，哈梅内伊当时将以色列称为“注定消亡的毒瘤”，并断言与以色列及美国的公开对抗不可避免。这位最高领袖坚称，伊朗终将获胜。转眼来到2026年，哈梅内伊预言的那场战争正日益逼近。
数十年来，美伊之间始终未能建立持久的外交关系，根源在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本质。该国的决策始终混合着意识形态诉求与自我保全的欲望。德黑兰或许会做出战术性让步以换取时间，但其核心战略——反美主义、消灭以色列国以及输出伊斯兰革命——绝无妥协余地。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美国历届政府长期将核问题谈判视为与伊朗接触的“底线”而非“上限”；而哈梅内伊却始终视其为“上限”而非“底线”。这种期望错位，加上美国国内对何为可接受的伊朗战略缺乏两党共识，使得过去与现在的谈判屡屡陷入危机。
伊朗体制愿意做出的最大让步，始终未能达到特朗普政府可接受的最低要求。特朗普总统寻求的协议要求伊朗实现零浓缩铀、出口高浓铀库存、限制弹道导弹计划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但德黑兰只愿提供可逆转的核让步以保留国内铀浓缩能力，同时坚决拒绝触碰其导弹计划这一核心资产。
特朗普政府内部有人疑惑哈梅内伊为何拒不屈服。答案很可能是：这位最高领袖已做出权衡，认为其政权通过抵抗军事颠覆而存续的概率，高于接受协议而存续的概率。
因为在哈梅内伊看来，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条件无异于政权更迭。他对改善美伊关系毫无兴趣，更遑论改变构成其政治遗产的意识形态。在近期一次讲话中，这位最高领袖援引什叶派抵抗教义，提及伊玛目侯赛因绝不向亚齐德那样的哈里发效忠的历史，并直言：“同样，伊朗这样文化深厚的民族，也绝不会向美国那般腐败的统治者低头。”这正是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持久外交始终难以实现的关键。
伊斯兰共和国已在按照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预判进行布局，着手规划战时状态及后哈梅内伊时代。哈梅内伊的亲信们正积极争夺地位——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议长卡利巴夫、国防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等人，都在为一旦哈梅内伊去世且宪法修改后可能出现的强权角色暗中角逐。
据《纽约时报》披露，卡利巴夫作为哈梅内伊的副手，在指挥武装力量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这与其前任议长拉夫桑贾尼在两伊战争末期被任命为武装力量代理总司令时的角色相似。
其他政治派系则力推各自属意的领导人，如前总统鲁哈尼。他们甚至通过西方媒体将其塑造为敢于挑战哈梅内伊的特立独行者——但这可能性极低。更广泛地看，正在抗议的伊朗民众将鲁哈尼与哈梅内伊视为一体两面。事实上，有人视鲁哈尼为更危险的人物，认为他如同邓小平式的角色，可能保全体制核心。
当前美伊在日内瓦的谈判，令人联想到1991年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当时美国国务卿贝克与伊拉克外长阿齐兹会晤，为和平解决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做最后努力。两次谈判的共同点在于：美国可信的军事威胁，以及试图通过最后一搏的外交努力为动武赋予合法性。
但对于一位三十年来以政权生存为首要目标的最高领袖，胁迫式外交的效果终归有限。哈梅内伊长期押注美国缺乏打击伊斯兰共和国的意志——这种判断可追溯至1983年真主党炸毁贝鲁特美军军营后美国从黎巴嫩撤军的往事。
哈梅内伊及其体制相信：无论自身承受多少损失，只要能让美国付出足够代价——通过经济、政治及军事手段（包括杀伤美国人）——就能迫使华盛顿退缩。简言之，这是一种“不对称耐力”理论。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旗下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该报道近日被《每日电讯报》转载）指出，这对伊斯兰共和国虽是冒险的赌注，但哈梅内伊及高层认为这基于美国缺乏耐心与惯于撤退的历史模式。正如2001年哈梅内伊对阿斯纳尔所言，他坚信伊朗将获胜。而在其抵抗理念中，“获胜”意味着其体制得以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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