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皮尔伯格的助力下，一位101岁的奥斯维辛幸存者化身反仇恨的英勇斗士
**编者按：**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记忆如同永不愈合的伤口，警示着人类仇恨与暴行的深渊。101岁的吉内特·科林卡，一位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幸存者，用毕生勇气撕开沉默的封印，将亲身经历的黑暗化为对抗遗忘的利刃。从用“亲手扼杀孩子也不愿其重蹈覆辙”的震撼回答推开追问，到成为法国反犹太主义的最强音，她以苍老却坚定的身影，在校园与媒体间奔走疾呼。当幸存者逐渐凋零，她选择在生命暮年点燃记忆的火种——因为唯有直面残酷真相，才能让年轻一代接过“铭记的责任”。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战斗，更是一个时代对良知的拷问：我们是否敢在历史的镜子前，真正学会“永不重演”？
法国圣莫代福塞（美联社）——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幸存后，吉内特·科林卡练就了一套“标准答案”，用来终结那些追问纳粹死亡营恐怖经历的人。
“我会告诉他们：‘如果我有孩子，我宁愿亲手掐死他，也不愿他经历我所遭遇的一切。’”她说。
“对我而言，这个答案说明了一切。”科林卡如此解释。
如今，在这段异常漫长而丰硕的人生尾声，这位笑容爽朗慷慨、斗志昂扬的101岁老人，已成为法国对抗反犹太主义的强大战士。她认为，分享亲身经历的杀戮仇恨与非人道暴行，具有深刻的意义。
只为让大屠杀的教训不被遗忘；只为让观看她无数采访的人无法辩称“不知道死亡集中营，不知道纳粹及其帮凶杀害了600万欧洲犹太人”；只为让那些激动见到她、聆听她的学生们，继承并肩负起铭记的责任。
《辛德勒的名单》成为转折点
科林卡将30年前决定开口的契机，归功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她开始直面埋藏数十年的身心创伤、折磨她的幸存者内疚、未能给父亲莱昂和12岁弟弟吉尔伯特告别之吻的永恒遗憾——在纳粹守卫将他们送进毒气室之前，以及无数其他残酷记忆。
1993年《辛德勒的名单》上映后，斯皮尔伯格创立基金会收集大屠杀幸存者证词。当基金会联系科林卡时，她起初沉默以对，回复说与她交谈是“浪费时间”——她在回忆录《重返比克瑙》中如此记述。
但1997年，当采访者坐到她面前时，记忆如洪流般倾泻了近三小时，泪水也随之涌出。该基金会表示，目前已收集超过6万份证词，且仍在持续增加。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被迫重新思考这一切。”科林卡在她2019年出版的书中说道。
二战期间，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将7.6万名犹太男女儿童驱逐出境，多数送往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仅2500人幸存。法国领导层耗时50年才正式承认国家在大屠杀中的共谋责任——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在1995年称，法国的同谋行为是“民族历史上无法抹去的污点”。
通过著书、媒体露面及校园访问，科林卡已成为法国最著名的奥斯维辛-比克瑙幸存者。
据巴黎的奥斯维辛被驱逐者联盟（幸存者组织）统计，仍在世的幸存者仅剩数十人，可能不足30名。
从毒气室边缘被拉回
当科林卡近日再度造访巴黎东部的马塞兰·贝特洛高中讲述经历时（美联社记者亦在场），学生们屏息凝神聆听每一句话。即便压缩至约90分钟的简略版本，依然令人窒息——从1944年3月被捕，到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后骨瘦如柴、精神受创地返回法国。
她描述了自己与其他犹太人如何被塞进巴黎无窗的牲畜运输车厢，以及三天后抵达奥斯维辛-比克瑙时，纳粹守卫的吼叫、犬吠与暴行。在回忆录中，科林卡说学会的第一个德语词是“Schnell！”（意为“快走！”）。
当科林卡讲述被迫脱光衣服、这对当时19岁矜持少女是何等折磨时，教室静得能听见针落。
“纳粹对犹太人的仇恨如此之深，连最微小的细节都要用来折磨和羞辱我们。”她说。
随后，科林卡卷起左袖，让学生们看清集中营人员在她前臂纹的编号——78599。
“有些人的编号布满整条手臂，”她说，“但我的号码还算‘小巧’。”
摇滚巨星般的礼遇
因时间有限，或许也为保护年轻心灵的想象力，科林卡未向青少年透露：与她同乘第71号 convoy 从巴黎前往奥斯维辛-比克瑙的1499名男女儿童中，大多数在抵达时即遭杀害。
科林卡属于少数被留下、未送入毒气室和焚化炉的约两百人之一，被迫成为苦役。
作为囚犯，她曾目睹后续列车卸载，深知车上的人即将死去。
为求生存，她封闭了情感。
“我变成了机器人。”她告诉学生们。
讲座结束后，一群学生围住科林卡继续交谈提问，给予她摇滚巨星般的礼遇，不舍得让这场相遇结束。
17岁的努尔·本盖拉和19岁的萨拉图·苏马霍罗充满敬仰之情。她们不约而同地用同一个词形容科林卡：“非凡。”
“一位惊人的女性。能亲眼见到她太珍贵了。这种证言的力量，她的精神韧性，”本盖拉说，“唯有让历史活下去，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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