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为何至今仍迷恋君主制
即使不去美国，查尔斯三世国王偶尔也会幻想：如果250年前历史走向不同，他今天在美国当国王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国王现在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政府首脑，就算查尔斯是美国的国王，他在这里的权力也不见得比在现代英国更大。但有理由认为他可能会拥有更多权力——因为事实是，美国人既害怕君主制又迷恋它，对王室也爱得深沉。
对于那些鄙视唐纳德·特朗普的“不要国王”抗议者来说，讽刺的是，我们之所以有特朗普，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国王：总统这个职位，是美国宪法制定者想出的共和制替代品，用来取代世袭君主制。如果“不要国王”那帮人稍微懂点历史，他们反而会要求恢复君主制。
1776年的美国人，实际上并不是在发动一场反君主制的革命。他们多年来一直恳求乔治三世保护他们，免受一个异己的立法机构——即他们没有代表权的议会——的侵害。帝国宪法本应是混合君主制，国王和议会共同治理，如果一方违背公共利益，另一方可以制止滥用权力。国王本不应与任何立法派系或利益集团结盟；他超然于党派之上，是整个帝国（包括美国人）公共利益唯一且伟大的代表。
《独立宣言》酝酿已久，许多美国革命领袖，包括被称为“革命笔杆子”的约翰·迪金森，即使在1776年7月也不认为到了与国王决裂的时候。但外交政策的需求推动了这一举动：美国需要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援助来继续与议会作战，而这些国家不愿介入一场内乱。但如果美国是一个独立国家——用《宣言》的话说，占据着“自然法则和自然之神赋予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那么这一先例对欧洲列强内外部秩序的威胁就不会那么大。
《宣言》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暗示美国人与自己的祖国决裂的措辞。相反，他们被描绘成一个独特的民族，不是英国人，但和英国人共享一位君主；现在这位特定的国王成了美国人民的敌人，他们便切断与他的联系，自行承担政府的全部权力，包括缔结条约和结盟的权力（即使在今天的英国，这些仍在名义上是国王的特权）。
美国人有多热衷君主制？看看他们在宣布独立前为国王生日举行的常规庆祝活动就知道了——独立后，他们又为盟友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生日举行了庆祝活动。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7年制宪会议结束时被问及代表们设计了什么样的政府时，他有可能说了别的什么，而不是“一个共和国，如果你能保住它的话”。获得自由的美国人，本可以请另一位欧洲王室血统的人来做他们的国王，就像英格兰人在1603年请来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1688年请来荷兰王子奥兰治的威廉、1714年请来德国贵族汉诺威选帝侯乔治那样。
美国人也可以把王冠戴在一个其个人行为堪称爱国君主典范的人头上，不管他的出身多么卑微。如果乔治·华盛顿将军想成为名义上的君主（而不仅仅是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像君主），人民会乐呵呵地给他这个头衔。事实是，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上的出席以及他对会议成果的支持，对新联邦政府的建立不可或缺：这位无冕国王的民众权威是新政府的基石。
对君主制的强烈反感并非美国革命的产物，而是法国革命的。托马斯·杰斐逊热情支持革命者，包括他们杀害国王、王室家族以及尽可能多的贵族时也是如此。看到华盛顿政府中的其他人并不像他那样热衷，杰斐逊坚信，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这样的人不仅偏袒英国反对法国，还想颠覆美国革命本身，恢复君主制，最终让美国与英国重新统一。杰斐逊像法国革命者一样，憎恨君主制本身，并幻想到处都是君主主义的破坏者。
然而，尽管杰斐逊在1800年成功入主白宫并建立了政治王朝，他的仇恨从未完全深入美国人民心中。杰斐逊在晚年沮丧地看到美国人又聚集在另一位国王般的政客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周围。自那以后，美国总统在许多方面往往比欧洲许多（以及今天所有）戴王冠的君主更实质性地像君主。总统的权力当然要大得多。
然而，总统们并不享有埃德蒙·伯克在法国大革命中提到的“未购买的生活优雅”：“所有那些让权力变得温和、让服从显得自由的令人愉悦的幻觉。”美国总统与英国君主不同，必须就税收、战争以及其他肮脏议题做出决定，这些决定玷污了权力无痛的假象。但美国人仍然珍视他们无法拥有的梦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哀悼足以让人以为1776年从未发生过。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对戴安娜王妃的去世也像英国人一样悲痛欲绝（这并不给两国增光）。伯克明白，王室的这一面最好由女性来体现——从伯克神话化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到迪斯雷利时代的维多利亚女王，再到20世纪的伊丽莎白女王。
像查尔斯这样的国王无法在美国人心中占据类似的位置，但君主制本身仍能占据。总统职位大多是权力而无优雅；而现代形式的君主制，是优雅而无权力。过去250年里，美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明白权力的必要性，但他们也渴望优雅。而在王室身上，他们仍能看到几分那样的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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