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卢泰西亚之夜——奢华酒店背后的黑暗秘史
纳粹德国的兴衰史，从任何一座被占领国的城市都能窥见。而简·罗戈伊斯卡选择了一个更精妙的视角——聚焦巴黎市中心一座时髦的“豪华酒店”，从1933到1945年，这座建筑里的故事，就是一部微缩的欧洲史诗。
卢特西亚酒店是左岸唯一的奢华酒店，在这片以文化学术传统著称的区域，它那圆顶穹窿的宏伟身姿始终显得有些突兀，俯瞰着周围低调的街坊。罗戈伊斯卡将这座建筑的战时历险分为三部曲：德军占领前、占领期间与解放后。其中交织着三类人的命运，而法国人只是其中之一。
第一部描绘了1933年纳粹掌权后德奥文化的毁灭。流亡至巴黎的作家中，闪耀着哈布斯堡维也纳与魏玛共和国的文学群星：布莱希特、亨利希·曼与托马斯·曼兄弟、本雅明、阿尔弗雷德·克尔、汉娜·阿伦特、约瑟夫·罗特、弗朗茨·韦尔弗、茨威格……
他们虽保住了性命，却大多失去了生计。在巴黎，他们“被迫活在日益加深的孤寂、无名与屈辱中”，在“柜台前排队领取粮票、救济金和指导”，蜷缩在廉价旅馆里艰难度日。还要面对法国官僚体系乃至普通民众对一切“德国事物”的敌意，甚至不敢在公共场合说德语。身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的库斯勒，最终选择加入外籍军团，以躲避一心要拘禁他的官员。
战前，曾短暂居住过乔伊斯的卢特西亚酒店，对这些贫困的流亡者而言遥不可及。但最终，以亨利希·曼为首的一些流亡者决定反击，成立临时委员会，发起“德国人民反法西斯阵线”。他们选择了卢特西亚酒店优雅的沙龙作为集会地——这是左岸唯一配得上他们野心的辉煌场所（租用最大会议室的费用由共产国际支付）。
1935年，委员会更名为“卢特西亚委员会”，并迎来了一位强有力的新成员——“红色百万富翁”、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天才威利·穆岑伯格。然而，尽管有他的领导（以及福斯特和赫胥黎的初期支持），德国人民阵线终未成形。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传来，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脆弱的联盟彻底瓦解。法共领袖莫里斯·多列士以其一贯的“清醒”，称赞该条约是斯大林“避免欧洲再次爆发战争的天才之举”。两周后，二战爆发。彼时，许多流亡者已设法再次逃离，前往瑞士、英国或美国。约瑟夫·罗特未能逃离，在拉丁区昏暗的酒吧里酗酒孤独离世。随后，托勒、本雅明、茨威格和克尔也相继自杀。
战争爆发十个月后，德军占领巴黎，卢特西亚酒店被征用，分配给军事情报局阿勃维尔（相当于德国的军情六处）。酒店曾被用作遣返者接待中心的故事广为人知，但本书第二部分最为精彩独特——罗戈伊斯卡利用鲜为人知的德方资料，重现了阿勃维尔占据期间酒店的内部生态。
她写道，军事情报局是“一个尴尬地处于纳粹政权边缘的组织”。其高级军官弗里德里希·鲁道夫上校是位颇有修养的美食家，他决定连同酒店一起征用法籍员工。门房坚守岗位，厨师、侍者和女佣以惯有的礼节服务新客人，经理马塞尔·沙帕兹在确保所有人舒适之前，先将酒窖里最珍贵的藏酒转移隐藏。阿勃维尔的指挥官们在此驻留至最后一刻，在盟军进入巴黎前几小时，还享用了一瓶最后的香槟。他们撤至柏林后，鲁道夫上校因涉嫌参与七月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而迅速被捕。
与此同时，在卢特西亚酒店，政治遣返者们正在登记、接受DDT喷洒消毒，然后在工作人员和童子军的协助下入住。这些幸存者是法国战争中的真正英雄，是1940年军事溃败后少数鼓起勇气反抗的人中仅存的血脉。他们归来的状态惨不忍睹：形容枯槁、衣衫褴褛、满身虱子，常伴有斑疹伤寒或肺结核的传染风险。酒店两名员工因接触首批战后“客人”而染病身亡。遣返者们脸上毫无欢欣。时年14岁的童子军志愿者、后来的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回忆：“这些人的面容景观已被他人摧毁。那景象令人恐惧。”他们沉默不语，而这沉默也传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罗戈伊斯卡的叙述生动详实，对二手资料的创造性运用堪称典范，但当她将视角延伸至酒店旋转门之外时，结论略显牵强。她认为阿勃维尔在占领区的效力因党卫队保安处的压制而受损，实则不然——对落入盖世太保之手的恐惧，恰恰成了阿勃维尔审讯者极具说服力的筹码。奇怪的是，盖世太保的暴行也并未催生更多法国抵抗运动志愿者。阿勃维尔的失败源于自身：其派往英国的特工不是被处决就是被军情五处策反，他们传回柏林的虚假情报，为诺曼底登陆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罗戈伊斯卡暗示，酒店对遣返者的照料在某种程度上“洗刷”了其战时的罪责。对此我难以苟同。1955年，鲁道夫重访这座充满愉快记忆的城市，犹豫着走进卢特西亚酒店。恰巧当值大堂的沙帕兹先生，热情问候了“上校”，并邀请他到最喜爱的餐桌享用午餐——以酒店贵宾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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