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囤积症，一个看似遥远却悄然蔓延的社会隐疾。在新加坡，超过450个家庭正深陷物品堆积的迷宫，连行走都成奢望。这不仅是杂乱，更是心理困境的外化——每件废弃物背后，都可能藏着创伤记忆或情感依赖。当老龄化社会遭遇囤积症攀升，单一机构已无力破局。令人振奋的是，31家机构正结成“新环境行动联盟”，用跨部门协作撕开突破口。从心理治疗到杂物清理，从安全隐患排查到长期陪伴，这场全社会接力的治愈行动证明：真正的改变，始于我们不再视之为“他人的问题”。

新加坡：当童乐怡第一次接触囤积症个案时，那位女士家的走道已被杂物完全堵塞。

由于屋内无处下脚，她所有日常活动都在家外完成，甚至不得不去附近的社区中心洗澡。

但她允许童乐怡进入家中，并表达了清理的意愿。

然而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

“对她而言，决定哪些该留哪些该扔极其困难。”慈济基金会（新加坡）项目执行员童乐怡说道。

关系逐渐恶化，她的团队最终未能完成清理工作。

这个经历折射出囤积症干预工作者面临的普遍挑战。

相关人士指出，这远非简单的清扫工程，往往需要数月的建立信任和持续跟进。

案例激增

最新数据显示囤积症案例持续攀升。

国家发展部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向《海峡时报》透露，截至去年6月，“新环境行动小组”与“囤积管理核心小组”已缓解308起严重个案，并持续监控以防复发。

但两组正在处理的活跃案例在不到四年内激增近一倍——从2021年12月的253例增至450例。

在去年1月NEAT成立前，HMCG单独处理着357起活跃案例及270起监控案例。

“案例增长可能与NEAT成立后公众意识提升，以及该联盟的协调排查力度加强有关。”两部委表示。

官方早前预警，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及老龄化加剧，新加坡囤积症案例可能持续上升。

“囤积症案例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每个案例的支持过程往往旷日持久，需要与患者及其家庭反复沟通。”

这正是NEAT的价值所在——它汇聚社会服务机构、社区团体、行业协会及政府机构，形成干预合力。

成立一年后，联盟成员向媒体透露，协作机制已显著提升资源调配效率，助力破解棘手案例。

“联盟让所有人凝聚成绳。”新加坡承包商协会财务主管邱先生感慨，“当众人协力，会产生乘数效应……达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

NEAT成员各司其职又相互补位。

承包商协会提供物流支持，在需要时为患者家庭协调水电维修资源；慈济与仁人家园新加坡分会负责具体个案，前者更提供情感陪伴服务；心理卫生学院则担任“心理健康专家”角色。

社区精神健康团队副主任陈医生指出：“这四家机构仅是NEAT31个成员单位的缩影，体现新加坡应对此议题的‘全社会参与’理念。”

仁人家园新加坡国家总监符先生坦言：“过去各方虽各尽其责，但缺乏统筹协调。如今通过联盟机制，我们能以更宏观的视野推进工作。”

新环境行动小组（NEAT）成员机构

社会服务机构与社区团体

Allkin SingaporeAng Mo Kio Secondary School Social MoveBlossom World SocietyCare Corner SingaporeCovenant Evangelical Free ChurchFei Yue Community ServicesFilos Community ServicesHabitat for Humanity SingaporeHelping JoyHeng Shan Volunteer Group SingaporeHOPE worldwide (Singapore)Persatuan Pemudi Islam Singapura (新加坡穆斯林妇女协会)SG Helping HandsSingapore Association for Mental HealthTOUCH Community ServicesTzu-Chi Foundation (Singapore)Keeping Hope AliveMontfort CareLions Befrienders Service Association

行业协会

新加坡家具工业理事会新加坡承包商协会新加坡废物管理与循环协会

政府机构

综合护理署建屋发展局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国家环境局国家公园局人民协会新加坡民防部队国家发展部市政服务办公室

其他

心理卫生学院

符先生强调，联盟最大优势在于通过网络实现跨机构支援。

“当某些案例因时效性或资源限制难以推进时，现在可以快速联络更合适的成员单位接手。”

邱先生补充道，联盟促使各机构发现：“原来有团队专攻情感陪伴，有团队负责物理清理，还有团队提供全流程支持。”

不同团队接力协作的模式，让案例管理更具系统性。

陈医生指出，NEAT让各界意识到“囤积症是多部门议题，而非单纯的心理健康问题”。

“过去我们常在孤岛中工作，当患者同时需要精神治疗和实际清理支持时尤其棘手。现在心理健康干预能与社区支持更好融合。”

例如，若囤积症患者被转介至心理卫生学院，但评估显示其行为与精神疾病无关，医院可将其转回社会服务机构持续跟进。

联盟建立的分享机制让成员定期交流案例经验与实践策略。“作为行业协会代表，我们能更清晰了解如何提供帮助。”邱先生表示。

孤独的战役

童乐怡透露，有些患者初次见面就要求清理，有些则需数月才允许志愿者进门。获得清理许可可能耗时更久，甚至长达半年。

清理过程同样艰难——患者可能难以割舍物品，或在清理后继续囤积。

“这次清理了区域A，下次计划处理区域B，但再次上门时，可能发现区域A又堆满了。”童乐怡苦笑道。

陈医生指出关键难点：“患者通常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问题。这感觉对他们而言自然且可接受。与其他渴望康复的病患不同，囤积症患者往往抗拒改变。”

他们在丢弃物品时会产生情绪波动，且在规划、分类、排序和工作记忆方面存在实际困难。“这不是靠外部压力就能轻易克服的。”

仁人家园新加坡分会采取“渐进式清理”策略。符先生介绍，他们会先处理过期食品等与患者生活无关的物品，贵重物品则留待共同筛选。

但有时患者会在过程中情绪崩溃，突然要求所有人离开房屋。

当个案陷入僵局，NEAT会召开案例会议商讨对策。“这至关重要，让我们感觉不是孤军奋战。”童乐怡说。联盟的交流平台也让她能从其他成员的经验中汲取策略。

“每个组织都有其优势与局限。像慈济这样的志愿团体通过情感陪伴开展工作，但我们与民防部队等机构紧密合作——后者能提醒患者注意安全隐患。”

人人皆需参与

成员们一致认为，提升公众意识、消除污名化是新加坡应对此议题的关键进展。

“多数患者并非‘战胜’囤积症，而是学会与之共存。”陈医生解释，有些人减少囤积量，有些人则陷入“囤积-清理”的循环模式。

“复发很常见，因此我们强调长期管理的重要性，包括定期探视和在物品堆积时进行小规模清理。康复需要家庭、社区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童乐怡坦言，囤积者常被贴上“懒惰”“邋遢”标签，自己最初也难以理解他们。但每个案例背后都有独特的故事。

“有的患者曾经历失去创伤。我们接触过一位原本整洁的女士，丈夫去世后，她通过囤积来应对悲伤。”

陈医生补充道：“许多患者表现出不安全或混乱的依恋模式，常源于童年期的情感忽视。其他成因包括对失去的潜在恐惧、精神共病，以及影响决策的神经生物学因素。”

“当他们挣扎是否丢弃物品时，大脑可能正发出真实的痛苦信号——这绝非简单的选择问题或性格缺陷。”

仁人家园新加坡传讯经理邓女士呼吁建立同理心文化，并通过正确渠道解决问题。

她指出，在政府开发的“一服务”App上举报囤积案例，与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耗时相当，“但初衷与结果天差地别”。

“每个人都有社会责任去关注并照顾彼此。”邱先生呼应道，“这不仅是机构的工作，更需要邻居、朋友、家人共同参与——及时察觉潜在囤积行为并协助寻求帮助至关重要。”

童乐怡最后强调，囤积者往往与社会服务及社区隔绝，主动走近他们是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当他们越孤立，就越容易将情感依附于物品，导致囤积行为加剧。我们必须迈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