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根植于行动：对话珍·古道尔孙子梅林·范·拉威克
2025年，保育界标志性人物珍·古道尔逝世五个月后，Mongabay在巴黎ChangeNOW 2026环境论坛上见到了她的孙子梅林·范·劳威克。这是范·劳威克首次造访法国首都，他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出生、长大，至今仍生活在那里。
他说，从他“记事起”，就与祖母创立的保育组织——珍·古道尔研究所有了联系。如今，范·劳威克在该研究所的保育科学与传播团队工作，过去几年他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他告诉Mongabay，自从祖母去世后，这种参与就更深入了。
在去英国阿登大学攻读MBA之前，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坦桑尼亚实地“边做边学”，与社区建立联系，并亲眼目睹了保育工作的复杂性。
在这次与Mongabay记者朱丽叶·夏普兰的对话中，范·劳威克谈到了他与祖母的关系，他对讲故事是如何产生浓厚兴趣的，以及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无论障碍是生物多样性丧失还是非政府组织筹集资金的困难，如何用新的思维方式扩大影响力。他还谈到了研究所在让更多社区和民众参与“环境使命”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希望。
“珍曾谈到如何将希望概念化。她说：想象你身处一条隧道，一条黑暗的隧道。在隧道尽头，有一些光。这光象征着希望。你坐在那里，光等着它向你靠近，这是没用的，”他说。
“你要做的，是开始向那道光爬去。你必须越过障碍、钻过障碍、推开它们。尽你所能，到达隧道尽头的那道光。因此，希望植根于行动。”
以下为经过篇幅和清晰度编辑的访谈内容。
我现在好多了……一天天在调整。世界还得继续。我们的使命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必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们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力。我会做好我的那份。
我觉得我不能坐视不管，任由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我懂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可我也知道，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关心着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
这给了我灵感，也给了我希望。知道我们的努力，团结在一起，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我们只需要足够多的人，改变他们对一切的反应，改变他们的决定，改变他们影响彼此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有机会。窗口很小，但机会还在。
我们能拥有像她这样的灵魂，何其有幸。我们也能幸运她决定这样奉献她的一生。而我之所以尽力而为，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一部分能贡献给这个使命。
但我并不是要取代她这个人。
她对那么多人来说是那么特别。我们每天都想念她。
这就像我在街上对待遇到的人。你知道，有人需要帮助，有人需要建议，一只动物饿了、渴了。我也许改变不了世界，但我可能为那个个体改变他的世界。
她总会让你意识到，你做的决定会有怎样的后果，身边发生了哪些问题，但选择怎么做，始终取决于你自己。
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从来没有强制，从来不强迫。
作为她的孙子长大——我的兄弟姐妹也一样——老实说，我一开始的路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我想当足球运动员，就像街坊里其他孩子一样。
有一次，祖母看着我说：“梅林，我知道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位保育人士。你现在还不知道，可我知道。”
她从没推过这事儿。可不知怎地……她是对的。也许她在我身上看见了什么，也可能她只是想播下一颗种子，而不显山露水。我不知道。可她就是对。
因为对我来说，她以所有正确的事而闻名。她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致力于真正重要的事。她的目标，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这个星球的未来，以及培养下一代成为比我们更好的管理者。
我很幸运，家门口就是大海。我常在海里、沙滩上待着，森林离得也不远，因为祖母的工作。我认识很多往返于森林的人，我会跟着他们。我有很多时间待在自然中，欣赏自然。
并且，我从小也培养了对动物的热爱。
祖母小时候做过类似的事——她曾把虫子带到床上，想弄明白它们没有腿怎么走路——她妈妈就说：“珍，它们属于外面，你搁这儿养，它们会死的。”她又把它们放回去了。
我也什么都往家里带。
保育科学说白了，就是用技术来帮助保护。这包括用卫星图像监测森林健康，用移动技术赋能社区，让他们照顾好自己的森林，记录下从未见过的野生动物新发现，或者汇报森林里发生的事。所有这些都汇集在一个仪表盘上，供政府决策者对村庄森林等做出重要决定。
这还包括使用更具创新性或新兴的技术，这在你们看来可能有点争议。我们正在研究用AI来管理一个跨越60年的研究数据库；这样一来，就不用手动去翻找某个特定时期活着的黑猩猩，弄清楚它们干了什么，在群落里跟谁有关系——你可以跟一个聊天机器人交流，它就能提供这些信息。我们还没真开始用，但在研究中。
在传播方面，我向记者宣传倡导工作，做公开演讲，协调我们在全球的分支机构。
在“根与芽”项目里，我和姐姐合作非常紧密。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工作。我们去学校，跟学生介绍这个项目，问问谁感兴趣，让他们识别自己社区的问题，并想出解决方案。我们为他们创造条件来组织行动。
这是由年轻人主导的。我们从不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选择自己的议题，设计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只需要完成三类项目：一个帮助人，一个帮助动物，一个帮助环境。然后他们就发挥创意。
我们在坦桑尼亚约有4000个俱乐部（根据我们的记录）。
坦桑尼亚的爱尔兰大使馆伸出援手，这很棒。但我们不得不辞退60多名对使命至关重要的员工。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维持在地的存在，尽管人手很紧张。
我想我们是在手忙脚乱地撑着。毫无疑问，资金和资源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过去两年。而现在，没有了珍的身影，挑战可能会更大，因为她是我们最大的筹款人。她在的时候，我们随便走进哪扇门……所有人都会听我们的。我们有珍、珍·古道尔站在我们这边，现在没有了。
我们现在也在尝试不同的策略：把过去的一些项目拆分成更小的部分，以便单独获得资助，并让我们的捐助者多样化。以前我们会找大机构，现在我们在努力寻找企业组织里更小的资助——那些我们相信没有破坏环境的，我们会去审查，确认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们不随便接受任何人的钱。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让捐助者组合多样化，是我一直在做的策略之一，试着去争取小额资金，这也不容易，尤其是在坦桑尼亚。
你去敲这些小资金的门，人家看看你，看到你是JGI的，就会说：“你们应该是个大组织吧……这个不适合你们。”我们就说：“不是，我们不是。呃，我们算是吧。可时代变了。”
“你要做的，是开始向那道光爬去。你必须越过障碍、钻过障碍、推开它们。尽你所能，到达隧道尽头的那道光。因此，希望植根于行动。”我不认为单靠希望就够了……我们必须有所行动。而那正是她所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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