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称别人为入侵者，就等于视其为敌人，这定下了敌对的基调
编者按：在移民议题撕裂全球的今天，一位93岁英国上议院议员的经历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跨越世纪的流亡记忆与人性坚守。他曾是纳粹铁蹄下被”儿童运输计划”拯救的犹太孩童，如今成为威斯敏斯特宫唯一以难民身份跻身议会的传奇。当政客们用”入侵”形容迁徙人群，当抗议者在收容酒店外点燃仇恨，这位白发老者以颤抖却坚定的声音，守护着文明社会最脆弱的底线——”语言能摧毁社区纽带，而共情是唯一的解药”。以下是他的故事。
当英国深陷移民问题的激烈纷争时，威斯敏斯特议会时常讨论难民议题，却鲜少倾听难民的声音——除非阿尔夫·杜布斯开口。
这位工党上议院议员本月刚满93岁。1939年，他通过”儿童运输计划”乘火车转渡轮逃离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格兰见到了犹太裔父亲。他的非犹太裔母亲随后才得以脱身。
他与另一位上议院同僚——1980年逃离伊朗的圣公会主教古利·弗朗西斯-德卡尼——成为英国议会两院中仅有的两位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的议员。
在这个因庇护与移民议题而严重分裂的国度，杜布斯为那些他眼中饱受诋毁的新来者发出了铿锵有力的辩护。
“为人权和寻求庇护者发声的立场，本不应取决于发言者的个人背景，”杜布斯坐在与上议院仅一街之隔的米尔班克办公室中说，”但显然我的情感卷入更深。当我在英国遇见难民时，这份经历让我更具共情力。是的，这确实造就了不同。”
这位前议员坦言已记不清纳粹威胁降临捷克斯洛伐克时的童年感受，但某些片段仍刻骨铭心：”我记得必须从教科书上撕下捷克总统的照片，替换成阿道夫·希特勒的画像。”
他也记得”儿童运输”列车驶过荷兰边境时的欢呼声：”但当时，我并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这项拯救了数百名犹太儿童的计划由伦敦出生的股票经纪人尼古拉斯·温顿推动，他不仅组织行程，还出资让英国家庭收留这些孩子。
“我的犹太父亲曾说，只要德军进入布拉格他就离开。他的表亲选择赌运气，却在1942年被纳粹送进奥斯维辛。而父亲在德军占领24小时内就逃离了城市。”杜布斯回忆道，”母亲申请离境却被拒绝。他们把她推下楼梯，却将护照扔向她——这意味希望仍在。”
1939年6月，得知父亲已在伦敦等候，母亲将他送上了”儿童运输”列车。”她给我带了捷克香肠和面包卷。经过两天旅程，从荷兰胡克港乘渡轮抵达埃塞克斯。父亲见到我时，疑惑为何食物一口未动。”
持有护照的母亲最终在1939年8月31日成功逃离。次日，纳粹入侵波兰，二战爆发。”那是她最后的机会。”杜布斯说。
一位中欧商人曾承诺为杜布斯的父亲提供纺织厂工作。英国政府批准其建厂，但限定在失业率最高的苏格兰或北爱尔兰。最终他们在库克斯敦找到废弃厂房。
“于是我们蹒跚来到蒂龙郡。父亲进厂工作不久便心脏病发去世，留下母子二人在库克斯敦挣扎两年。因生计难以为继，我们前往曼彻斯特，母亲在那里找到了工作。”
多年后，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任命杜布斯为北爱尔兰事务部大臣时，库克斯敦的社会民主工党议员惊讶地宣布：这位新任大臣曾在镇上居住。
杜布斯笑称贝尔法斯特办公室的同事得知他曾居北爱时都惊呼：”你怎么从不提起？””我告诉他们，七到九岁的两年经历不足以宣称曾在北爱生活，但也不该完全否认。”
此前杜布斯曾任伦敦巴特西选区工党议员，长期参与英爱事务。1987年落选后，他执掌难民委员会并进入上议院。1997年，布莱尔邀请他加入时任北爱事务大臣莫·摩兰姆的团队，担任大臣两年半直至1999年除夕。
此后杜布斯始终为难民移民积极发声。他对英国当前激烈的相关辩论感到”极度沮丧”：”几年前我以为我们在进步。如今一个政党正在煽动对立，那就是改革党。看到传统价值观被抛弃令人痛心，而反对的声音却不够有力。”
尤其让他痛心的是将移民称为”入侵者”的轻率言论：”这等同于将人指认为敌人，定下了危险的基调。语言会对社区关系造成毁灭性影响。”
对于本党内政大臣莎巴娜·马哈茂德近期宣布的严控庇护政策——包括限制难民家庭团聚、定期复审已获身份者——杜布斯难掩失望：”她采取了不必要的强硬路线。模仿改革党的做法并不会削弱对方，反而模糊了我们的立场差异。”
他严厉批评今年发生在埃平等地庇护酒店外的抗议，以及2024年罗瑟勒姆附近试图焚烧庇护酒店的事件：”这是国家之耻。酒店外那些人并不能代表英国的真实面貌。”
辩论中将庇护与移民混为一谈的倾向也令他忧心：”庇护基于人权保护，移民本身也并非负面。政府有权选择移民类型，但关键是如何区分寻求庇护者与移民。我们需要建立高效公正的甄别体系。”
杜布斯希望英国对儿童难民更慷慨，但也理解部分民众对文化差异的担忧：”我完全明白，尤其是年长者容易固守传统。我不贬低投票给改革党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引导他们用新视角看待问题。移民并非威胁，我们的社区完全有力量包容融合。”
谈及英国与爱尔兰等27国近期联合呼吁修订《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以便驱逐非法移民时，他神色凝重：”即使27国联合施压，我仍感不安。政府常以”驱逐重罪犯”为由推动修法，但实际被人权公约阻止的案例极少。像英爱这样的国家，本应树立更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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