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uking案”余波未平，警方深陷调查泥潭
编者按：在权力与司法的天平上，公正应是永不倾斜的砝码。然而，当执法机构面对政治漩涡时，往往陷入观望与迟疑的泥潭。七年前“Druking案”的曲折调查，暴露出警方在高层腐败案件前的无力与退缩；如今面对“大庄洞弃诉案”等重大争议事件，相似的情节再度上演。当调查权限转移与机构改革的浪潮袭来，公众不禁追问：若执法者始终仰视权力而非俯察真相，正义的防线将何以坚守？以下文章揭示了韩国警方在敏感案件中的困境与争议，其背后折射的制度性症结，值得深思。
警方鲜少调查权力圈的政府腐败案件。这不仅关乎调查能力，更因他们总被质疑只是在观望政府脸色。七年前本有一次难得机会可破除这种质疑：即所谓的“Druking案”。该案始于民主党向警方举报网络舆论操纵，当时大量批评平昌冬奥会南北共同组队政策的言论突然涌现。
首尔地方警察厅逮捕了Druking团伙，但这些人竟被曝是民主党党权派成员。随后证据和证词显示，该团伙在2017年大选期间操纵舆论，牵连到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庆尚南道知事金庆洙。这一惊人转折本是警方扭转形象的良机，但警方却因“金庆洙”之名畏缩不前，错失时机。
在Druking团伙被捕44天后，警方仅以“证人”身份传唤金知事，并像直播般公开其“未参与”的声明，甚至未扣押其手机。首尔地方警察厅长更直接宣称金知事与舆论操纵无关。这场儿戏般的调查最终被许益范特别检察官推翻，金庆洙的两年刑期也因此定谳。
Druking案对警方是惨痛教训，暴露了其中立调查能力的缺失。然而文在寅政府却以“削弱检方权力”为由，废除检方侦查指挥权，赋予警方侦查终结权。结果导致如今调查能力萎缩、侦查拖延的荒诞局面。
近日警方再遇契机：市民团体就“大庄洞案弃诉”事件向首尔地方警察厅举报法务部长官郑镇硕等人。此案关键在于查明检方弃诉过程中是否存在长官及总统府等上级的“不当施压”。但警方再度挥霍机会——本应交由警察厅国家侦查本部的案件，竟分配给人力不足的首尔瑞草警察署，显无调查之意。舆论批评后，才悄悄转移至首尔地方警察厅广域调查队，形同闹剧。至今仅对举报人进行调查，实质性侦查杳无音信。若接到同类举报的高层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要求移交，警方大概率将即刻转交，其公信力可见一斑。
对民主党议员“曹亨植大法官与前总理韩悳洙秘密会面”嫌疑的调查亦复如是。民主党议员徐英教、夫胜灿声称“尹锡悦前总统弹劾后，曹大法官曾会见韩前总理等人称‘最高法院将自行处理李在明选举法案件’”，随后被控诽谤。若此言不实，实属以假新闻抹黑大法官的恶性事件。
涉事双方均否认会面，民主党也未出示证据。只需核实相关人员行踪即可查明真相，但首尔地方警察厅公安调查队接案三个月仍无进展。这只能解读为因观望政府态度而消极调查。相比之下，总统下令调查统一教政治圈游说传闻时，警方却雷厉风行。
如今的警方与七年前调查Druking案时并无二致。若说检方曾被称作“政权侍从”，警方如今则俨然与政权浑然一体。若明年检方侦查权完全废除，警方几乎将垄断调查权。这样的警方未来会如何行事？思之令人忧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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